我们全家三人曾在2019年国庆节期间到日本旅行八天，期间我们在大阪、奈良、名古屋、京都、东京等地停留游览，虽都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所参观的世界文化遗产更是寥寥无几，但是行程中的所见、行程前后的阅读、思考与总结，让我们对日本的历史和文明形成的过程有所了解。回来后我和先生分别以游记和美篇的形式总结了旅行收获。

今年，曾多次一起出行的东英夫妇策划并组织以“日本关西地区世界文化遗产”为主题的旅行计划吸引了我，我欣然报名。行前，东英夫妇与旅行社方面在吃、住、行方面充分沟通，尤其是参观内容的安排上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令我们对此次行程充满期待。不幸的是，在出发的前五天，我因骑自行车不慎摔倒，虽未骨折，但是膝盖韧带撕裂。伤痛的腿和未愈合的伤口，给我这次行程增加了困难。

2025年9月5日，在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结束后的第三天，团友们带着复杂的心情，开启了为期14天的日本之旅。两周的行程，内容丰富，覆盖了日本的2府、14个县和23个市[注1]、10个世界文化遗产的17处[注2]、多个著名庭院（金泽的“兼六园”等）、神社（出云大社和千鸟居等）、国宝及日本特色的文化景观（艺妓表演等），行程中当地经验丰富导游细致的介绍与解答，让我们从中获益良多。尽管每天都在高温35度的烈日下，马不停蹄的行走，常常是因为时间紧而留下遗憾，但是团友们全程不减的好奇与热情、互相的关心与鼓励，尤其是两位近80岁高龄夫妇精神抖擞的状态和几位刚做完手术团友的乐观坚持，使14天的行程充满欢声笑语，留下美好回忆，十分难忘。团友们对我的关照，也令我感动。

一、为什么日本的世界文化遗产多分布在关西地区？

日本的版图，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及周边6800多个小岛屿。作为日本最大岛屿的本州岛涵盖了东北、关东、中部、关西（近畿）和中国四个地区。

此行我们所参观的10个世界文化遗产的17处，基本都在关西、中部和中国地区，几乎集中了日本21个文化遗产（不包括自然遗产）的一半。我们所到的15个县域，包括了关西核心地区的大阪府、京都府和奈良县，以及兵库县、三重县、和歌山县与滋贺县等7个县（全部）、中部地区的岐阜县、静冈县、爱知县、石川县和福井县等5个县（共9个）和中国地区的鸟取县、鸟根县、冈山县、广岛县和山口县等5个县（全部）。

1、关西地区——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千年摇篮

在日本历史上扮演无可替代核心角色的关西地区（京都、大阪、奈良），是我们此行参观世界文化遗产的重点地带。关西地区的奈良、京都和大阪，更是重中之重。710～784年，奈良的平城京是日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首都。这一时期，佛教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并被确立为国家的宗教。作为日本民族和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古老的宗教信仰和修行也最早在关西地区形成体系。公元794～1868年间，京都是日本古代的心脏，也是日本作为统一国家诞生和成熟的摇篮。从公元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京都），到1868年明治天皇迁都东京，京都作为日本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长达1074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天皇、贵族、僧侣在这里创造了辉煌的文化，目前拥有17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日本历史与文化的发祥地，关西地区浓缩了日本从古至今的精华，从奈良的古老寺院，京都的王朝文化，到大阪的商人之町、神户的异国风情；从滋贺的湖光山色到和歌山的灵山古道，是人们了解日本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地区。

从日本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原始阶段的绳文时代（公元7000～250年）和弥生时代（公元前300～250年）结束后的2000多年时间里，日本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注3]，在古代国家形成阶段的近千年时间里（公元250～1185年），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古坟时代）、佛教正式传入日本（飞鸟时代）、首都先是建在平城京（今奈良），律令国家体制完备，佛教成为维护国家的力量（奈良时代），又迁至平安京（今京都），前期继续吸收唐朝文化，后期发展出独特的“国风文化”。在中世.武家政治社会的500年时间里（1185～1603年），武士政权开启了数百年的幕府时代。政治实权从天皇和贵族转移到武士（武家）手中，社会风气崇尚“弓马之道”的武士道精神。禅宗、净土真宗等形成的佛教新宗派盛行（镰仓时代）；足利尊氏建立了室町幕府（南北朝/室町时代），文化上受武士和禅宗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北山文化”（如金阁寺）和“东山文化”（如银阁寺、茶道等）；室町幕府后期，各地领主割据混战，织田信长与丰田秀吉先后统一天下，由乱到治。文化上形成豪迈华丽的“桃山文化”。（战国时代）在近世统一与锁国的200多年中（1603～1868年），以德川家康为首的江户幕府（江户时代）确立“幕藩体制”，实行“锁国政策”，仅与中国、荷兰在长崎进行有限贸易；社会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后期，都市商品经济发达，町人（市民）文化（如浮世绘、歌舞伎）空前繁荣。末期，因黑船来航，被迫开国。近代化与扩张的近80年阶段中（1868～1945年），“明治维新”运动推翻幕府，大政奉还与天皇；日本进行全面西化改革，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确立君主立宪制；赢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明治时代）。“大正民主”的短暂民主时期后，经济危机和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大正时代）；军国主义主导国家，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二战失败后，被盟军占领（昭和、平城时代）。

从以上的历史阶段可以看出，公元250到1185年的古代国家形成阶段，时间最长，且因奈良和京都两个地方都曾作为首都，使所在的关西地区成为历史遗迹最多、文化看点最多的地方。

2、日本世界文化遗产的分布与分类

截至2024年底，日本共有26个世界遗产，其中21个世界文化遗产，5个世界自然遗产。日本世界文化遗产的特点之一是关西地区（近畿地区）的遗产数目占绝对优势。关西地区的9个世界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在京都、奈良、和歌山和大阪。关东地区的6个则相对分散，包括东京、枥木、群马等县。关西曾是“古代日本的心脏”，而关东则是“近代日本的起点”。关西地区的文化遗产以寺院、神社和庭院为主，特征是宗教、古老与典雅，反映的是佛教与贵族的文化；而关东地区的文化遗产则以城郭、遗产群和近代建筑为主，特征是世俗、大众和近代化，反映的是武士与市民文化。

关东地区的遗产核心是东京（旧称江户），它代表了日本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国家的历程，是近代日本的起点（1603年至今）。东京是江户幕府的政治中心，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立幕府，开始了长达265年的江户时代。虽然天皇仍在京都，但真正的政治和军事权力转移到了江户。与京都的贵族风雅不同，江户时代的遗产更体现武士政权与大众文化。

日本的21个世界文化遗产，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类：一是古代宗教建筑与寺庙，其代表性建筑包括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法隆寺地区的佛教古迹、古都奈良的东大寺和唐招提寺和日光的神社与寺院等，其特点展现了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后的吸收、演变与本土化的过程；二是神圣山岳与朝圣之路，其代表为纪伊山脉圣地的参拜道和富士山。这类遗产反映了日本神教道与佛教（山岳信仰）的融合，以及通过朝圣进行精神修炼的传统；三是古城与民居，其代表作包括姬路城（日本木结构建筑的巅峰）、白川乡与五崮山的合掌造聚落（适应多雪环境的传统民居）；四是工业遗产，主要是明治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钢铁、造船和煤矿）制丝及丝绸产业遗产（此行未能参观）。但是参观了反映日本16～17世纪白银规模化生产的石见银山；五是近现代遗产，其代表为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和勒.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国立西洋美术馆），承载了人类对和平的渴望和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杰出贡献；六是考古遗址，包括白舌鸟和古市古坟群（巨大的锁孔形古坟）和北海道的绳文遗址群，揭示了日本国家形成前夕的古坟时代文化和更古老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绳文文化。所以，从覆盖面上比较全面。

二、世界文化遗产是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精髓的体现

我们在古都奈良参观了东大寺、春日大社、唐招提寺和法隆寺；在古都京都参观了二条城、清水寺、金阁寺和天龙寺；在和歌山高野山参观了纪伊山脉圣地与参拜道的奥之院、金刚峰寺与坛上伽蓝；在兵库县姬路市参观了姬路城；在大阪府光顾了白舌鸟古坟群；中部地区，在爱知县名古屋游览了名古屋城、在岐阜县参观了白川乡与五崮山的合掌村；中国地区，在岛根县大田市参观了石见银山矿；在广岛县的广岛湾参观了严岛神社和海上大鸟居；在广岛县还参观了广岛和平纪念馆（原爆圆顶馆）。

1、见证日本向中国全面学习的奈良寺庙

奈良时代（710～794年）是日本全面模仿中国唐朝制度的鼎盛时期。从630年（唐贞观四年）第一次遣唐使开始，到894年（唐乾宁元年）的26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向中国唐朝先后派遣了约20次遣唐使（实际成功抵达的约为12～15次），学习中国的文化、政治制度、文字与文学和典章律令，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深度的文化交流。作为日本的第一座首都，奈良见证了古代日本作为国家形成的黄金时期，在80年左右的辉煌发展过程中，奈良成为佛教的主要传播地和丝绸之路向东的终点，至今保存着大量的古迹、众多的寺院和世界上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从奈良的世界文化遗产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将中国文化的影响本土化的完美体现。在奈良，我们参观了8处[注4]被列为奈良世界文化遗产的其中3处，分别为东大寺、春日大社和唐招提寺，以及被单独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法隆寺。

1）东大寺

建于752年东大寺建筑群，是由巨大的金堂（大佛殿）、宝塔和大寺门组成的，是日本华严宗大本宗。最初是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为早逝的儿子祈福，于公元728年设立的山房。当时，朝廷振兴佛教的政策，在圣武天皇时代达到了顶峰。因光明皇后敬仰武则天，武则天在洛阳造大佛铜像和龙门大佛的消息由遣唐使传到日本后，圣武天皇发愿“朕亦奉造”。因此，东大寺的寺庙结构完全仿照中国唐代的寺庙建造。

东大寺南门是日本最大的山门，是镰仓时代(中国南宋时期)专门请中国宁波的师傅来建造的。高达19米的18根大柱支撑着大门。大门两侧的门洞内站立着哼哈二将。东大寺的核心建筑为大佛殿。经过多次修缮的大佛殿，目前的规模（1709年江户时代重建的）只有原先的2/3大小，但仍旧是世界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正面宽57米，高48米，深50米），大殿内供奉着使用了近千吨青铜、水银和植物蜡、15米高的卢舍那大佛铜像，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佛像，十分震撼。鉴真和尚东渡成功后，首先在东大寺设坛传授戒律。

东大寺外的奈良公园，有很多自由自在的可爱驯鹿，它们被认为是神的使者，保护着大寺。我们全家曾于2019年参观过，当时与驯鹿戏耍的画面还历历在目。此行因膝盖受伤疼痛，我放弃了入内参观，而选择了路途较近的东大寺博物馆。博物馆内收藏了大量大寺内的珍贵佛教雕塑和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波斯、印度、西域和中国的器物。这些文物充分说明了奈良当时是丝绸之路东向的终点。

2）唐招提寺

建于759年的唐招提寺，是由中国唐朝高僧鉴真大师（688～763年）亲自主持修建的，它不仅是日本的佛教圣地，也是奈良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私营寺院，更是中日文化交流璀璨的明珠之一。作为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唐招提寺的金堂气势恢宏、庄严肃穆，保留了盛唐时期的建筑风格与艺术风格，被誉为“大唐风华在日本的瑰宝”，是中国盛唐建筑风格在日本的完美体现。

唐招提寺的主要建筑使金堂和讲堂。金堂是寺院的正殿，是鉴真时期留存下来的原建物，屋顶坡度平缓、斗拱宏大，气势恢宏，代表了盛唐时期的建筑风格。堂前立有8根巨大的木造圆柱，殿内供奉着“干漆佛像群”国宝，包括：日本现存最大的干起佛像——卢舍那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和千手观音立像。金堂一侧的御影堂内供奉着日本的国宝之首——以其真容所塑的鉴真和尚坐像。与金堂在同一轴线上的后方，配置大殿式的讲堂。

鉴真大师历经12年，6次尝试，克服双目失明和航行过程中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以66岁的高龄，终于在754年第六次东渡成功.鉴真大师在此设立戒坛，传戒布道，正式创立日本佛教的律宗，奠定了日本佛教正规戒律的基础，为日本带来了权威的佛教理论，促进了日本在医学和建筑等领域水平的提升，为中日交流做出巨大贡献。唐招提寺是中日友好的象征，也是盛唐文化的活化石，其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直接继承了盛唐风格，对后来的日本建筑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法隆寺

始建于公元607年的法隆寺，占地面积约18.7万平方米，共有48座佛教建筑，是日本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日本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法隆寺是飞鸟时代（592～710）杰出的政治家圣德太子主持建造，作为弘扬佛法和修行的道场，因与后来模仿唐朝的“奈良模式”有所不同，而单独作为一项世界遗产。法隆寺曾是日本最重要的佛教中心，历代积累了大量珍宝。以古色古香、气势恢宏的金堂和五重塔为中心的西院伽蓝，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群。金堂内供奉着著名的释迦三尊像和药师如来像等国宝级佛像。高32米的五重塔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木塔，是法隆寺的标志，塔内供奉的佛陀遗骨，壁画描绘的净土世界，反映了飞鸟时代的佛教信仰，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千年历史，使其成为日本的国宝，象征着日本接受大陆文明的起点，是中国南北朝建筑的海外延续。法隆寺的讲堂曾毁于大火，990年重建，基本保持了古制，是平安时代佛寺建筑艺术的体现。法隆寺不论是从木构建筑的技艺、所珍藏的艺术价值，还是从作为日本佛教的起点和中日文化交流的活化石角度，都远远超出了一座佛教寺院本身的价值。

法隆寺的建筑与佛教文化，体现出日本对大陆文化的吸收与创新，见证了木构建筑技术从中国向东亚的传播与演变。参观法隆寺，感叹日本在保护历史文物方面的重视与成果。

2、 体现日本文化核心精神的京都寺庙与城堡

位于日本西部的京都，自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到东京奠都（1868）为止，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日本的首都。人们将京都比喻为日本人的精神故乡、日本文化的源点和日本的文化象征之地。同时京都又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城市。作为日本的千年古都和日本唯一未受二战空袭的城市，京都的建筑和庭院完整的记录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全过程，见证了从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8世纪到17世纪）日本在建筑、园林艺术、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杰出成就，留下了众多的人文古迹，是日本文化“物哀、幽玄、侘寂”精神的活态体现。在此过程中，14～15世纪是日本历史上文化发展繁荣的阶段。这两个世纪产生的艺术形式和美学价值观念，至今都受到赞美。天龙寺和金阁寺就是这段时期的产物。在14世纪的足利（室町）时代，特别是1368年明朝建立之后，中日之间和京都某些禅宗寺庙与中国南部的寺庙之间，建立了经常的联系。1342年日本将天龙寺商船派往中国；1373年明朝的洪武皇帝遣使到日本；1401年义满最后接受了明朝的属国“日本国主”的地位，这些中日交往的里程碑，使得日本可以直接获得中国的文化和知识。

京都的世界文化遗产，由分布在京都市和滋贺县的17个独立部分构成，包括14座寺庙、3座神社和1座城堡。我们此行游览了17处中的四处：金阁寺、清水寺、天龙寺和二条城。

1）天龙寺

始建于1343年的天龙寺，是京都乃至日本历史上地位很重要、历史与文化价值很高的寺庙。以岚山为背景建造的离宫为基础、后改为禅寺的天龙寺，创建者为室町幕府的第一代将军足立尊氏。

从历史的价值看，天龙寺是室町时代（足利）的政治与权力的象征。一是体现出足利尊氏的祈愿与政治安抚。为了给在南北朝动乱中阵亡的将士们祈福，并安抚后醍醐天皇的亡灵（南朝的代表人物）足利尊氏于1339年发愿修建此寺。他希望通过宗教手段来缓和政治对立，为亡灵超度，从而在精神上同意分裂的国家。二是通过梦窗疏石的开山体现“安国利民”的理念。足利尊氏邀请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禅僧梦窗疏石为国师，担任开山始祖。即是高僧、又是杰出庭院设计师和政治顾问的梦窗疏石，将其“安国利民”的理念融于寺庙的建造上，希望借此来祈求国家的安定与人民的幸福。三是通过“天龙寺船”为寺院建设筹措资金。为获得修建天龙寺的资金，幕府取得了朝廷的特许，派遣了名为“天龙寺船”的官方贸易船前往中国元朝进行贸易，获取的利润专门用于寺院的建设。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为特定目的而派遣的官方贸易船，体现出幕府的经济创新能力和与中国的紧密联系。1345年，天龙寺建成后，被纳入京都五山体系，宁宇1876年，正式确立为天隆寺派。

天龙寺的文化价值，是其禅宗艺术与美学的巅峰。天龙寺是日本禅宗文化，特别是室町文化的起点和典范。首先是寺内的庭院艺术。由梦窗疏石亲手设计的曹原池庭院，是天龙寺文化价值核心的体现。寺内的池泉回游式庭院，巧妙地借景背后的龟山和岚山，将远处的山水融入庭院构图，体现了“借景”艺术的极致运用。通过岩石的布局、瀑布的形态、池水的静谧，梦窗疏石营造出一个微缩的宇宙和修行悟道的境界，充满了动态与静态，宏大与精微的哲学思辨。天龙寺也因此被视为日本禅宗庭院的源流和最高杰作。其次是五山文学[注5]与禅宗文化的中心地位。在室町时代的“五山十刹”制度[注6]中，天龙寺位列京都五山之首，成为当时禅宗文化的学术和艺术中心。寺内高僧云集，推动了以汉诗文创作为主的“五山文学”的发展，对日本的汉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是其典型的禅宗寺院的“伽蓝配置”风格。天龙寺的主要建筑沿中轴线排列，庄严有序，虽经历8次火灾，现存建筑多为明治时期重建，但其格局依然保留了当年的风貌。

2）金阁寺（鹿苑寺）

始建于1397年、重建于1955年和1987年的金阁寺，紧邻镜湖池畔，顶端立着象征吉祥的金凤凰，外墙全部贴以金箔装饰的三层阁楼舍利殿，与池中的倒影形成一道绝美的景观。每一层阁楼的建筑风格都有不同：第一层的“法水院”是“寝殿造”风格，延续了平安时代贵族建筑风格；第二层“潮音洞”是“武家造”风格，为镰仓时代的武士建筑风格；第三层“究竟顶”是禅宗佛殿造风格，呈现出中国唐朝风格的禅宗寺院格局。金阁寺代表了日本室町时代的禅宗文化与审美。“池泉回游式”庭院，借景背后的衣笠山，将自然景观与人工造景完美结合，是将佛教极乐净土的世界观具象化的微缩杰作。

金阁寺最初是由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于1397年建造的“北山殿”别墅。在这里，足利义满在处理政治事务的同时，还积极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他将贵族（公家）、武士（武家）和禅宗文化融合，创造了日本文化史上辉煌的“北山文化”。金阁寺就是北山文化最璀璨的结晶。从政治和权力的角度看，修建如此金碧辉煌的建筑，是足利义满向国内外（尤其是明朝）展示幕府权力与财富的手段。从文化符号与精神价值的角度看，金阁寺与富士山、艺妓等并列为日本的标志，是日本在世界范围内最容易被识别的形象之一，也是日本净土思想与禅宗美学的独特结合体。

天龙寺和金阁寺是足利氏文化繁荣高潮时期的典型代表，体现出贵族的高雅、武士的活力和禅宗寺庙生涯的深邃。这在美学词汇上概括为：“幽玄”——表面之下的神秘、“诧”——孤独的神秘、“寂”——变化的神秘。

3）清水寺

全名为“音羽山清水寺”的清水寺，是1633年由德川家族在798年所建的佛殿基础上，捐资重修的。清水寺依山而建，与周围的森林、瀑布融为一体，使整座音羽山成为寺庙的领域。作为古都京都文化财的重要部分，清水寺与金阁寺、银阁寺、二条城等16处遗迹共同构成京都文化遗产的整体，是日本文化、宗教、建筑和艺术的结晶，讲述了日本传统文化形成于发展的完整故事。

杰出的木造建筑与“悬造”工艺是清水寺最著名与核心的技术价值。未使用一根钉子、完全采用传统的榫卯结构，依靠巨大的榉木柱纵横交错的支撑，从陡峭的悬崖上悬空搭建起来清水寺的本堂与“清水舞台”，是这项技术的巅峰之作。这种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不仅是为了顺应地形，同时也体现了佛教思想。由139根高数十米的大圆木支撑的舞台，悬于空中，彷佛连接着世俗与净土、象征着佛教的“空中净土”观念。寺中六层炬木筑成的木台为日本所罕有。清水寺恢弘的气势、精妙的结构，使其成为国宝级的建筑文物。此外，清水寺的复杂木结构建筑，具有相当的柔韧性和弹性，是日本传统建筑应对地震的智慧结晶。虽历经多次战火与地震，至今屹立不倒。

清水寺完美体现了日本“神道”与“佛教”融合的独特宗教观，以及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学理念。最初是法相寺寺院的清水寺，起源于音羽山的瀑布信仰（神道信仰），寺内供奉着佛教的千手观音和神道的地主神。这种神道教与佛教和谐共存的现象是日本宗教文化的典型特征。自创建以来，清水寺始终是日本重要的观音道场之一，前来朝拜的人千年不绝，香火延续至今。清水寺的景观和建筑是日本浮世绘、文学、艺术的经典题材，对日本、乃至世界的艺术创作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4）二条城

德川家康于1603年修建的二条城，是德川幕府在京都的行辕，是“古都京都文化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价值在于其政治象征意义和建筑艺术表现。二条城见证了日本历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二条城的建造目的并非在于防御，而是德川家族向全日本的各大封建领主炫耀其绝对权威与财富，同时也是为了给京都天皇提供一个体面的住所。二条城的建立，标志着江户幕府时代（德川时代）的开启。因见证了标志持续265年江户幕府统治终结的1867年“大政奉还”历史事件[注7]，而成为日本历史重大转折的物理坐标。

从建筑艺术上看，二条城的建筑群代表了日本武士阶层（武家）建筑艺术的顶峰。国宝级的二之丸御殿是二条城的灵魂所在，是日本唯一现存的保留了四大幕府将军宫殿建筑特征的御殿。其“书院造”样式，注重房间功能的划分和装饰的豪华，标志着日本住宅建筑发展的成熟，对日后的日式建筑产生深远影响；序列化的空间等级设计，意味着权力的排序；内部的“鹂鸣地板”是古代精巧的防盗装置；御殿内3000多幅“襖绘”显示了精湛的隔扇画艺术，其内容（松、鹰、虎、豹等）是力量与威严的象征，旨在宣扬幕府的统治力量。二条城的艺术，巧妙反映出了江户时代“天皇是名义上的君主，将军则是实际的统治者”这一特殊的政治二元结构。地理位置上靠近京都御所的二条城，其建筑的防御性和豪华程度超越了御所。这种空间上的临近与气势上的对比，直观体现了当时微妙而复杂的政治权力关系。

非常遗憾的是，如此重要和内容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因我们的行程安排较紧，在游览时间的把握上又有不足，因此，紧赶慢赶，到达时已经关门，只能拍外观。

京都的世界文化遗产，完整保存和传承了日本从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从建筑、园林、绘画，到宗教、茶道等方面的文化精髓，是建筑与艺术的活态博物馆和活的日本建筑史。作为“雅”文化的发源地，京都孕育了追求优雅、纤细、物哀的审美意识。这种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文学，如《源氏物语》，艺术和生活方式。

3、反映日本神道与佛教融合精神价值的神社

在日本文化中，神社是神道信仰的物理中心，是“神”居住的家，也是人与神交流的场所，因此也是神道教的体现，强调对自然（山川、森林、巨石）的敬畏与崇拜；寺庙则是佛教的体现。神道教与佛教的结合，不仅反映了日本人独特的宗教观，而且体现了他们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价值。

1）纪伊山地的灵场参拜道在日本世界文化遗产中典型反映出这一特点

纪伊山地的灵场参拜道由三个重要灵场组成，分别是位于奈良县南部的吉野.大峰（核心场所为金峰山寺、吉野山和大峰山）、和歌山县南部的熊野三山（核心场所为熊野本宫大社、熊野速玉大社和熊野那智大社）、与位于和歌山县北部的高野山（核心场所为金刚峰寺、坛上和奥之院）。通往灵场的道路，形成千百年来朝圣者的参拜道。

我们此行参观了高野山的金刚峰寺、坛上伽蓝和奥之院。海拔800多米的高野山，共有117处寺庙，为日本知名僧侣、学者和真言宗创始人弘法大师空海（774～835年）开辟。公元804年，31岁的空海，随遣唐使到长安求学，回国后建造弘法道场。

金刚峰寺是真言宗的总本山（总部），由空海开创；坛上伽蓝（佛道修行者修行的场所）是根本道场，为山上的中心寺院群共有19座建筑物）。伽蓝中心朱漆斑驳的根本大塔，是弘法大师按照唐朝的多宝塔结构，于816年开创高野山建造，877年完工的。奥之院为弘法大师空海的陵寝，也是日本最神圣的墓地之一。延绵2公里的灵场参道上，20万座长满苔藓的石灯笼，广阔的腹地中有超过20万座陵墓、墓碑和纪念塔。

纪伊山地灵场所反映的文化价值，是日本精神文化的结晶。

首先是“神佛习和”的日本独特宗教观体现。在明治政府强制“神佛分离”之前，日本的神道与佛教深度融合。在纪伊山地，神社与佛教寺院和谐共存；二是山岳信仰与修研的中心。纪伊山地的险峻山脉被认为是神灵居住的“他界”。修行者以纪伊山地为根本道场进行修行，净化心灵；三是文化传播与融合的见证。空海从中国唐朝带回的密宗佛教（真言宗）在高野山扎根，并与日本本土的山岳信仰结合，形成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

从平安时代末期开始，上至天皇、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到此朝圣。不同阶层的人流，将各地的文化、技术带到这里并相互融合。

2）春日大社

位于奈良市东部的春日山麓的春日大社，始建于768年，是日本最著名、最重要的神道教神社之一，作为全国约3000座春日神社的总本社，它与伊势神宫、石清水八幡宫，并称为日本三大赦祭社。当时，权势巨大的藤原家族为了守护平城京（奈良古都）和家族的繁荣而建的，距今已超过1250年的历史。

春日大社供奉的是藤原氏族四神，一神一殿，四栋正殿，是神佛融合文化背景下的典型产物。从春日大社的神殿建筑到装饰，我们了解了藤原家族在奈良时期的重要地位。藤原家族几个世纪都辅佐天皇，为支持天皇维护朝廷势力的平衡，将三个孙女嫁给当政的天皇，四个天皇是藤原氏的女婿，三个是他的外孙。藤原氏实际统治了京都的朝廷30年。

春日大社内的标志性景观是其2000多盏石灯笼与1000多盏铜制吊灯龙。每年2月节分日和8月的中元节期间，所有的石灯笼和吊灯笼都会被点亮，营造出神圣的氛围，以配合“万灯笼”仪式。春日大社朱红色的回廊与周围原始森林的自然翠绿色形成鲜明对比，充满神圣与宁静的气息。在春日大社的参道上，随时可见温顺的小鹿。在这里，鹿被视为神的化身和神明使者。春日大社一年四季的紫藤花也因其20多个品种和数百多株的数量，而成为一个独特的景观。我们在绵绵的小雨中，打着伞欣赏春日大社内的景观，感受宁静与神圣的氛围。

3）伊势神宫

建于690年的伊势神宫，因供奉着日本神道教的最高神祗——天照大御神（太阳神），而成为日本神道信仰中至高无上的圣殿，地位无可比拟。自古以来，伊势神宫就是日本民族的精神与文化象征，是日本人一生必朝拜一次的神圣之地。宫内保存着象征日本皇权三神器的八尺镜。

伊势神宫核心的特点，是其“式年迁宫”的制度[注8]，也是其能保持千年以上风貌的关键。通过不断翻新，保持了神殿永远如初建时一样洁净、庄严和有活力。同时体现了神道教中“常若”（永远保持新鲜活力）和“死与再生”的自然观。这一传统自公元690年开始，至今已持续了1300多年。2023年伊势神宫完成了第63次“式年迁宫”。

伊势神宫的建筑样式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建筑风格：古朴、简洁和纯粹。高架式的纯木结构，不使用一颗钉子，全部以榫卯连接；屋顶用厚厚的茅草铺盖；殿前的一根“心御柱”，是神殿的核心。伊势神宫由内宫（皇大神宫——供奉皇大御神）和外宫（丰受大神——供奉掌管食物的丰受大御神）为主的125座神社组成。内宫和外宫在广袤的原始森林中。原始森林的树木为迁宫的建筑材料提供了来源。

由于神宫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原因，不允许游客拍照。我们只能远观，并观看日本人独特的参拜方式[注9]。参观伊势神宫，主要是了解日本延续千年、活着的信仰传统。

（4）严岛神社

位于广岛的严岛神社，又称宫岛神社，建于公元593年，是日本最负盛名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日本的三大景之一[注10]。源于古代对自然的崇拜，宫岛全岛都被视为神灵的场所。

0

早期的神道信仰认为，神明居住在高山、森林和岛屿等自然物中，因此，人们不会在神居住的岛屿上建造神殿，而是从对岸遥拜。后来为了祭祀方便，才在潮水冲刷的岸边，建立了“海上神社”。在12世纪的中世纪鼎盛时期，当时的权臣——平清盛对神社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作为家族神社，形成了我们今日所见的神社建筑格局，其风格体现了平安时代优雅华丽的贵族文化。在平清盛的庇护和推崇下，严岛神社成为日本全国瞩目的宗教中心。虽然经历了战国时代的战火与自然灾害的破坏，历代统治者，包括丰臣秀吉（1537～1598）和毛利元就（1497～1671）等，都对严岛神社进行了修缮和保护。江户时代，严岛神社仍然继续作为信仰和文化的中心而兴盛。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严岛神社，具有多维度的价值，首先是建筑与艺术价值。神社的建筑布局与设计采用了平安时代贵族宅邸的“寝殿造”风格，通过长长的回廊连接各殿堂，错落有致，与周围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优雅而和谐。本殿、拜殿等主要建筑采用了古老的“推古天皇式”的建筑技术，具有极高的建筑史学价值。神社的本殿、拜殿、大鸟居及左右的回廊等诸多建筑，都被指定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二是其宗教与精神价值。神社供奉着三位庇护航海安全的“海洋女神”[注11]，它完美体现了日本神道教中“自然崇拜”的神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的思想。三是文化与景观价值。严岛神社最大的特色是其“浮于海上”的奇幻景观，体现出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学。建在海边的神社，涨潮时，朱红色的神殿建筑群和巨大的鸟居仿佛漂浮在海面上，如梦似幻；退潮时，人们可以步行，直至鸟居下，感受借景于大海的庄严。

我们到此时，红色的鸟居与大海相隔，在最佳拍景点，人们（多为年轻人）排着长长的队伍，耐心等待留影。超越了单纯宗教建筑意义的严岛神社，是日本民族精神、审美意识与传统建筑技艺和绝美自然风光高度融合的象征。

此行中，我们还参观了未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但也有一定代表性、且非常值得参观的神社，例如，伏见稻荷大社、八坂神社、出云大社等。

始建于8世纪（奈良时代）的伏见稻荷大社，是拥有全国三万多所稻荷大社的总本社，供奉着守护农业与商业的稻荷大神。稻荷大社因其朱红色的壮观“千本鸟居”而闻名。由两根支柱和一至两根横梁构成的鸟居代表神域的入口，踏入鸟居，即意味着踏入神域。上万个朱红色的鸟居，从山脚延伸到稻荷山顶，全长约4公里。我们进入阳光照射下的红色鸟居，如同走进艺术的长廊，很有意境。慢慢爬坡向上，在鸟居中行走了约2公里。

始建于659年的出云大社，因供奉着为人类及所有生物建立联系的结缘之神而被当地及游人所青睐。出云大社神庙前，有一根长13.6米重5吨的稻草编织大粗绳——注连绳，意味着神域与俗域的区分、人与神界的媒介和生命的繁衍。我们团友在出云大社前的“注连绳”下合影留念。

4、 体现武士道精神物化与权威的日本城堡——姬路城

日本有很多著名城堡，例如松本城、姬路城、名古屋城、大阪城等，但是作为城堡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仅有姬路城。

始建于1333年、重建于1609年的姬路城，位于日本兵库县姬路市，是日本从战国时代（1467～1603年）走向江户时代（1603～1868年）的重要见证。姬路城由战国三杰之一的丰臣秀吉（1537～1598）所建，由姬路宰相和德川家康女婿池田辉政（1565～1613年）扩建并完成，与日本最波澜壮阔的时代紧密相连。它象征着封建领主的权力，也体现了江户幕府下稳固的政治秩序。作为日本木结构建筑的终极体现和防御工事的智慧结晶，其原始架构的完好保存，成为见证历史的真实与完整标准的世界遗产。

层层叠叠城堡建筑群的姬路城，以其洁白优雅的外观，似白鹭展翅欲飞，而被称为白鹭城。姬路城是日本中世纪防御建筑技术和日本城堡建筑的巅峰之作。其设计精妙的融合了军事防御功能与艺术的美感。作为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姬路城拥有错综复杂的路径：通往天守的“螺旋式”路径布满旨在阻挡进攻者的箭孔、枪孔和陷阱；当时日本最高和最坚固的高石垣；以及随处可见的射击孔和落石装置的防御设施；包括高大的石垣、宽阔的护城河、多个城门和箭楼组成了纵深的立体防御体系。

地上六层与地下一层构成的大天守是城堡的核心建筑，也是木结构博物馆，展示了当时的建筑技术和历史。姬路城的木结构建筑代表了日本江户时代早期木制城堡的最高成就。由大天守和三个小天守通过“渡撸”连接而成，形成连立式天守的典范。整个建筑未用一个钉子，全靠精巧的榫卯木工技术，高达数十米的建筑，巍然屹立，数百年不倒。姬路城堡内，中心通顶的“通柱”与各层独立的的“侧柱”相结合而形成的柔韧性，使其具有分散和吸收地震能量的作用。即使在二战中，姬路城曾两次遭大规模空袭，63%的建筑区被摧毁，但姬路城堡却完好无损。

我们入城堡内参观，沿着很窄的木楼梯，逐级攀登至顶层，每一层都有特点，从顶层可以俯瞰姬路城景观。我撑着拐杖，小心翼翼艰难上行。能上到顶层，并安全下来，我很欣慰，为自己高兴。

姬路城的文化价值，是通过本丸御殿内绚丽的桃山文化画廊（画在隔扇和屏风上的画）而展现的；其建筑工艺的价值，则体现在“连立式天守”的复杂而坚固、易守难攻的军事防御体系。虽然姬路城是军事要塞，但是其外观纯白的色彩、优美的曲线，体现了日本人实用中追求美感的特质。

我们此行还参观了虽非世界文化遗产，但却是重要的历史名城大阪城和名古屋城，以及现存唯一的幕府郡代时期的行政官属——高山阵屋。

1）大阪城

由日本战国时代的终结者、统一日本的霸主、著名武将丰臣秀吉（1537～1598）于1583年建造的大阪城，是丰臣秀吉的权力中心和军事要塞，以展示其“天下人”的权威，并以此为基础，推行全国统一政策。16世纪中叶，是日本政治史上的转折点。之后，日本的军事力量开始强大。三个重要的军事人物——织田信长（1534～1582）、丰田秀吉和德川家康（1542～1616），以军事霸权压制其他大名，给日本带来基本统一的局面。

最初建成后的大阪城天守阁，金碧辉煌，被誉为“黄金之城”，其规模远超其他城堡，极尽奢华，以震慑诸侯。丰臣秀吉死后，丰臣家族继续与德川家康对抗，最终在1615年的大坂夏之阵（1614～1615）中灭亡，大阪城被毁。之后德川幕府重建大阪城，完全覆盖了丰臣时代的遗迹，并将其作为控制西日本的重要据点。在江户时代、明治时代和二战期间，大阪城多次遭火灾和战乱破坏。现在的天守阁是1931年由市民捐款重建的钢筋混泥土建筑，1997年大规模修缮的结果。

现在的天守阁外观，与丰臣时代的黑漆金箔不同，是复原了德川时代的白漆墙壁风格。作为日本国家特别史迹，大阪城见证了战国时代的统一、江户幕府的崛起以及近代日本的发展，是日本历史的重要缩影。“大坂之阵”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彻底终结和长达260年和平时期的开始。因此，大阪城是一部石头与木材写就的日本战国史诗。因为多次重建，大阪城体现了大阪人坚忍不拔的精神，被视为大阪的象征和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

大阪城55米高的天守阁，外观5层，内部8层（基本为展示丰臣秀吉生涯和大阪城历史的博物馆），顶部装饰着虎头鱼身的金鯱，象征着丰田秀吉的财富与权威。我们进入天守阁内，观看了博物馆，了解了大阪城的历史。导游特别介绍了大阪城内的“黄金茶室”，这个茶室，从墙壁、柱子、天花板到茶具，都是用黄金打造（或贴满金箔）是丰田秀吉显示权力与财富的物证。

由于城堡建在港口城市的大阪，大阪是与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因此大阪城也见证了16世纪中日贸易的活跃。

2）名古屋城

由德川家康（1543～1616年）于1615年建造的名古屋城，是日本从战国走向江户统一的决定性建筑，也是德川幕府权力结构的核心体现。作为德川御三家的居城，名古屋城承载了从德川家康到历代尾张藩主[注12]的众多历史故事。

名古屋城的本丸殿，与京都二条城的二之丸殿，并称为“武家风书院造”的双壁；其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则是大天守屋脊两端那对含有大量黄金的“金鯱”。拥有日本最大面积的天守阁，是日本三大名城之一（另两座为大阪城和熊本城）。具备加固防守的要塞功能，是日本的国宝。名古屋城天守阁是在二战后的废墟中最早重建的地标之一，它给与市民希望和凝聚力。遗憾的是，因抗震功能较低，天守阁闭馆，我们只能欣赏外观。

3）高山阵屋

位于日本岐阜县的高山阵屋，始建于1692年，是日本唯一保存完好的江户时代的代官所和现存最古老的官厅建筑。从江户时代至明治维新时期，融合了办公与居住功能的高山阵屋，一直是地方政府机构的行署，直至1969年。

作为传统日本官府建筑的典范，高山阵屋体现了江户时代的官府建筑的实用性与权威性。在建筑结构方面，木制的房屋，从瓦屋顶到榻榻米房间，都保留了“卯建”的防火墙体和“式台”的玄关台阶。不同区域按功能严格划分的严谨空间布局，反映了江户时代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高山阵屋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一是完整保存了记录江户时代地方治理、税收制度与司法体系的资料史籍；二是建筑内陈列的木雕、漆器等传统工艺品，展现了当地匠人的高超技艺。

在高山地区，我们还游览了三町商业街道，领略了江户时代的住宅建筑风格。

5、对早期全球贸易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日本银矿

位于日本岛根县大田市的石见银山，是此行我们所参观的世界文化遗产中我最感兴趣的一个。石见银山银矿不仅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银矿之一，更重要的是，它对日本乃至全球的经贸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石见银矿在历史上的经济价值与其“与自然共生”的文化价值，是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因素。

从历史经济价值角度，被发现于1526年的石见银矿，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白银产量达到顶峰，产银量占全球总量的30%，与秘鲁的波托西银矿等并列为世界顶级银矿。在17～19世纪江户幕府的控制下，德川家康将银山收为直辖地，使银矿成为幕府最重要的财源之一。所开采的大量白银支撑了幕府庞大官僚体系的运营，是维持德川政权稳定的经济基础。此外，石见银山开采的白银被用于铸造日本统一的货币，促进了日本国内统一市场的行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石见银山出产的白银也是东亚“丝银贸易”体系的核心商品。日本通过中国和葡萄牙的商人，用白银交换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等高级商品。16～17世纪，正值“大航海时代”和全球贸易的初步形成期，石见银山的白银通过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商船，大量流入欧洲和全球市场，逐渐成为全球贸易的润滑剂。在中国明朝实行“一条鞭法”，税收和民间贸易大量使用白银，造成大量白银需求的情况下，日本和美洲的白羽银成为满足这一需求的两大主要来源。因此，石见银山的白银直接参与了“日本白银-中国商品-全球贸易”的循环，是推动早期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之一。进入19世纪，随着资源枯竭，开采成本上升以及日本货币制度从银本位转向金本位，石见银山的重要性下降。最终于1923年结束其约400年的开采历史。

从文化价值角度，石见银山被确定为文化景观，在于其“可持续开发”的环保理念与矿山开发模式。与许多矿山因过度开发而导致环境破坏不同，石见银矿地区至今森林茂密，而且仍然是人们居住的城镇。为维持矿山的长期运营，幕府实施了严格的林业管理政策，通过种植“矿山林”，确保森林资源的再生，以可持续的提供冶炼所需要的木炭，避免了生态灾难。此外，石见银山采用的“灰吹法”精炼技术与“永久坑”[注13]的坑道系统，也是其高效和科学开采的例证。

概括地说，从全球史的角度：它是大航海时代和全球贸易诞生的关键催化剂之一；从经济史的角度：它是近代在其世界货币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影响了中日乃至全球经济；从技术史的角度，它代表了当时东亚先进的采矿精炼技术；从环境和文化角度：它展现了一种超前且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保持了完整的阔叶森林生态，证明人类大规模工业活动未必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其“山”与“城”和谐共存的景观，为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遗产区不仅包括了矿坑，还完整保留了运输道路、港口、以及矿工生活的小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和文化景观。

我们下坑道参观了当时的银矿坑，在银矿森林的小道上骑行；没有骑行的团友则在小镇上游览，很是惬意。银矿虽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游客很少，据说我们是第一个来银矿参观的中国旅行团。不论是从历史和全球贸易的角度，或是从自然景观与人文生活的角度，银矿都是一个值得参观的景点。

6、见证核弹威力与反思战争的广岛和平纪念公园

此行所参观的世界文化遗产中，最有现实意义的是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与展示人类文明辉煌成就的金字塔与长城不同，以原爆遗址圆顶馆和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为重点的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认定的“负遗产”或“创伤遗产”。

来到和平纪念公园，参观广岛原子弹爆炸后，附近唯一未被完全摧毁的建筑和拥有大量史料、图片和实物的资料馆（在我们要求后增加的项目），看到被高温熔化的物件、记录幸存者亲身经历的证言和展示核辐射对人体造成长期残酷伤害的极具冲击力的结果，心情很沉重，也很复杂。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与普遍价值在于，它向世人警示：核战争没有赢家，一旦发生，将是全人类的浩劫。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不仅仅是一座关于过去的博物馆，它促使人们思考战争的根源，科技的伦理边界、以及个人在推动和平中的责任。它教育后代，和平来之不易，是需要不断努力和维护的珍贵状态，要守护和平，防止悲剧的重演。

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参观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我们认为，在展示这些历史资料的背后，缺乏日本对侵华战争和对世界和平带来危害的深刻反思，而仅是从日本人民受害的角度去展示原子弹的威力，缺失的是，为什么美国要用原子弹？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侵略，屠杀中国人，给中国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对世界和平的践踏，是因，原子弹是果。

八十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残酷杀害平民百姓，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和心理创伤。那些惨无人道的场景完全不亚于核弹的灾害，对此，广岛的和平纪念公园和史料馆里的内容完全没有涉及。如果没有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二战，也不可能有核弹的研发和使用。因与果，日本为什么不深刻反思呢？我们随行的一位团友在看完展览后，赋诗如下：“广岛男孩爆，倭人发怨声。邻邦遭离恨，日本岂关情？半世侵吞恶，何时换太平。中华齐奋起，血肉筑长城。”

在撰写此游记时，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的一番言论，暗示可能介入台湾问题。这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日本领导人首次在公开场合，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也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引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作为战败国，日本不仅没有深刻反思其历史罪责，反而企图将中国台湾和日本所谓的“安全利益”捆绑，暴露出日本军事干预台湾问题的野心。如果日本重蹈历史覆辙，那么广岛的和平纪念公园又有什么意义呢？

7、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白川乡与五崮山的合掌村

我们在岐阜县参观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白川乡与五崮山的合掌村。这里如同世外桃源般的自然美，令人陶醉。从13世纪就形成的以芦苇草搭建的简易房舍，到江户时代中后期（17～19世纪）采用木材和茅草结构建造的人字形屋顶，体现出“人与自然共生的聚落文化，是白川乡合掌村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因素。

行走在乡村麦田的道路上，放眼望去，陡峭屋顶的榫卯结构的木制房屋随处可见。这种有60度斜坡的房屋设计，是当地人们几百年来根据冬天雪大的自然条件设计的。陡峭的角度能让积雪自然滑落，避免压垮房屋。同时高耸的屋顶结构也创造了巨大的阁楼空间，屋顶的窗户可以开和，用以调节阁楼内的温度和湿度。当地人们用阁楼空间养蚕，小小的房屋内上层进行农业生产，下层则为家人生活。

这种使用极端自然环境的室外建筑设计和循环经济与生计，是合掌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独特的文化价值之一。其二是村民间互相协作的传统精神和村民的自治管理，体现在，“茅草屋换顶”是一项自家难以完成的工程，当某家的茅草屋顶需要更换时（20～30年更换一次），全村的所有家庭都会出来帮忙。其三是“山林-村落-水田”的垂直生态布局与“从森林获取燃料、溪水灌溉农田、农业副产品（桑叶稻草）用于养蚕或屋顶材料的可持续循环的生态系统，形成合掌村完整的文化景观。合掌村的房屋向人们展示出日本人因地制宜的智慧，也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共生的画卷，让游人流连忘返。

非常遗憾的是，又是因为行程安排较满，时间掌控的不好，我们到达村落时，仅剩45分钟就要停止营业了。我们紧赶慢赶爬到村落最高处，观赏合掌村全景，下山后，完全没有时间参观体现房屋结构及用途的和田家住宅。我很后悔，不该拖着伤痛的腿，艰难上山，而应该在山下观赏田野风景与体现其文化特色的住宅建筑。

8、代表日本古代王权象征的白舌鸟古坟群

此次行程中，我们光临位于大阪府堺市的白舌鸟古坟群（外观）。该古坟群与另外两个古坟群，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古坟群。于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后期筑造的古坟群，现存49座锁孔形古坟（曾有超过100座古坟）。白舌鸟古坟群中的核心古坟为仁德天皇古坟，全长约86米，占地面积约46.4公顷（相等于64个标准足球场，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陵墓之一（与埃及胡夫金字塔和秦始皇陵并列），也是古代日本贵族权力结构的证明。

白舌鸟古坟群的核心文化价值体现在：一是仁德天皇政治权力的可视化象征。建造如此巨大的古坟，需要长期动员数以万计的劳动力（工匠、劳役者）,具备高度组织化的管理能力与雄厚的经济实力。这直接证明了当时大和王权已经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政治权威。古坟的规模、形状和随葬品的数量是死者身份和权力的等级标志。二是古代工程与技术智慧的结果。

从古坟的造型规划设计到墓葬的结构（锁孔形入口及竖穴式石室），以及古坟周围巨大壕沟的水利工程等，都展示了当时土木工程技术。在没有现代化机械的年代，完全依靠人力与简单的工具完成，堪称奇迹。三是社会结构与独特丧葬观念的反映。古坟的建造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分工与组织形态。前方（现世的政治权力）后圆（来世的灵魂归宿）的独特形制，被认为是日本统治者“世界观”的体现。因此，不论是从历史价值（“大和王权”的核心物质遗存），还是从文化价值（独特的墓葬文化与土木工程规划），或是社会价值（1600年前日本的社会结构、组织能力与日程生活场景的再现）来看，白舌鸟古坟群都符合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标准。

白舌鸟古坟群并不对外开放参观，我们一行仅在门外听志愿者介绍。顶着烈日，乘车数小时到此，方知不能入内，确实感到此景点不值得来。

此行，我们还参观了很多虽非世界文化遗产，但却能体现日本文化特色的景观，例如，庭院（金泽的兼六园、冈山后乐园、好古园等）、街市（反映艺伎文化与茶文化的东茶屋街、反映大原家族历史的冈山仓敷、反映现代商贸繁荣的心斋桥商业街等）、桥梁（渡月桥、岩国锦带桥等），欣赏了体现日本传统美学的艺妓表演和日本海女捕鱼的舞蹈，参观了大阪世博会。当然还充分体验了健康清淡的日本美食和日本温泉，品尝了百年老店的贴金冰激凌等。所有这些景观和体验，让我们对日本的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三、日本民族文化的特点

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精华，体现出时代的特色及影响，浓缩了一个国家政权的权威、人民的智慧、科技的水平、民族的文化和对自然的敬畏与信仰。

我们的参观虽然仅是走马观花，但是在观看、阅读与思考的基础上，我们从中可以了解日本历史的演变、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

日本历史的演变，简要概括，一是在吸收中国、朝鲜及西方文化的同时，始终保持神道等本土文化和传统的文化独特性；二是从贵族公家到武家政权，最终确立近代天皇与民主制度的政治结构演变；三是从封闭的等级社会逐步走向开放、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四是在锁国与开放、侵略与和平之间反复调整，形成带有浓重军国主义色彩的非军事国家。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形成的日本文化的特点。

1、日本的神文化

此行中参观了不少寺庙、鸟居和道场，令我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寺庙建筑的特点、鸟居的神秘和道场的森严，还有所有参观和祭拜的人（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虔诚、真挚与投入。人们在神殿前静静的排队等候祭拜，认真完成数次鞠躬、拍手和祈祷的礼仪动作。从这些细节中，我强烈感觉神文化是植入在日本人心中的，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习惯。这种原始的宗教至今都保持着客观的生命力，这就是日本的神道。我们也可从这些拜神的仪式中，清楚的感受到神力如何支撑着人们的信念和政治权威。

在日本有说“八百万神”，实际上，并非确切的八百万数字，而是数不胜数，非常之多的意思。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日本的神教是“精灵、神威或神圣”的存在，它存在于万物之中。包括山川、森林、巨石、河流、雷电等在内的自然神，体现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包括家族祖先和部落守护神在内的祖先神/氏神，被认为会庇护后代和地域；包括天皇、英雄在内的人物神等。日本神文化的核心是万物有灵，人与自然、与神是共存的，而非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因此日本神文化的核心是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也因为神灵的无处不在，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神明紧密相连，人们更多的祈求现实的利益。

日本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神佛习合”形成的信仰体系，即佛教传入日本后，并未取代传统的神道，而是与本土的信仰结合。因此我们参观很多世界文化遗产，神社与佛教寺院和谐共存，神社里有佛教元素，寺庙里也有神道的元素，体现出日本神文化的包容性。虽然明治维新时期曾一度“神佛分离”，强行将两者分开，但长达千年的融合已深入日本文化的肌理。

2、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寻求平衡的日本文化

在日本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阶段是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时期：一是公元6～9世纪时对中华文明的吸收。这个时期，日本第一次系统性的引进中国先进文明（文字、政治制度、宗教思想、艺术与技术），奠定了日本文化的根基。我们从奈良的寺庙建筑和城市风格的特点上看到了这一时期浓厚的历史痕迹。此后从13世纪～19世纪中期，日本有选择性的吸收与“日本化”。宋元时期禅宗传入日本后，日本将中国文化内化为自身特色，对武士道、茶道、枯山水庭院等文化产生决定性影响；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商人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火枪、基督教、天文学、医学等）。我们在京都和大阪参观的世界文化遗产，不论是建筑结构，或是内部装饰，以及庭院、街道等，都是这段时期的文化结晶。二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中期，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日本为摆脱殖民危机，实现富强，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文化引进。明治维新后，日本大量派出使团和留学生赴欧美考察学习（包括政治与法律、经济与军事、科技与教育以及生活方式）。其结果，日本在经济方面，短时间内迅速实现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日本既坚持日本皇权的传统理念，同时大力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制度；在社会结构方面，废除了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

这两次大规模的吸收中国和西方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影响是深远的。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大胆接受外来文化时，并非全盘吸收，而是根据自身国情和需求进行筛选、过滤和创造，例如在平安时代，贵族们在学习汉文化的同时，创造了本土的文字——假名，并发展出了如《源氏物语》这样的“物哀”文学，以及符合日本审美趣味的“寝殿造”建筑。在中世的镰仓和室町时代，禅宗从中国传入后，深受武士阶层推崇，进而产生了追求在简陋和不完美中发现内在的精神，这种“侘寂”美学体现在这一时期建造的金阁寺、天龙寺等建筑风格和庭院设计上，以及茶道和绘画中。日本在“恰如追求母乳般的贪婪吸收朝鲜和中国的先进文明”时，却没有引进“唐朝的宦官、宋朝的裹足、明朝的八股文”，这些不适宜本土的封建文化。日本始终存在着“对外来文化的尊崇”与“对自身传统的固守”两种倾向。因此无论吸收什么，最终都将其转化为具有鲜明日本特色的文化产物。

从神圣的山岳古道到静谧的禅宗庭院，从古老的木构寺院到近代的工业遗址，日本文化始终在“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工”、“外来与本土”之间寻找着平衡。而我们所参观的世界文化遗产，正是这种独特文化的真实物证。而这种文化，无处不在的体现在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日本食品和产品的精致、如厕的细致洁净、房屋建筑的简约和实用等等，都是日本在利用外来先进技术和思想的基础上，将日本传统理念和文化融入其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制造。

3、日本“菊与刀”矛盾的双重文化

到日本旅游，几乎所有人都会感受到日本人待人的文明礼貌和细致周到的服务。我去酒店的餐厅借个碗，因服务员听不懂英语而耽误了几分钟的时间，为此，他在递给我木碗的时候，多次鞠躬致歉，感觉像是做错了一件事。然而此行中一次不愉快经历，让我们所有团友都非常吃惊和愤怒。在入住高野山的一座寺庙民宿时，民宿的两个僧人服务员，在没有电梯的情况下，居然袖手旁观，让我们这些平均70岁的客人自行搬运行李上楼，且对我们团友态度极为恶劣，我们离开时，不仅没有一句谢谢和送行的语言，反而双目凶光，与我们擦肩而过。这令我立即想到电影中日本鬼子的凶相和日本侵华时期对中国人民的残暴屠杀。

上述的两个亲身经历令我想起美国作家写的《菊与刀》[注14]这本书对日本民族颇具矛盾特性的描述：“他们生性好斗又异常温和、推崇武力又彬彬有礼、冥顽不化又柔弱善变，性情温顺又不轻易受人摆布、保守又乐于接受新事物。”虽然以上我们亲身经历的两个鲜明对照，并非是日本“菊与刀”文化的恰当诠释，但我们从游览中所见到日本庭院艺术、茶道等对自然之美的细腻追求，和日本人待人接物的谦恭有礼的表现，可以感受到日本文化中的“柔美”一面（菊的体现），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日本军人武士道精神的“切腹”行为、与当今日本新政府叫嚣干涉中国台湾内政的言论，正是日本“刀”文化的极端一面。说明“菊与刀”文化已深深嵌入日本社会的肌理，无处不在。

这种双重性文化的形成，是其独特的地理、历史、社会和宗教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地理与历史的角度分析，四面环海的岛国日本，长期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促成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内部凝聚力。同时资源的匮乏培养了日本民族的危机意识和节俭高效、精益求精的品格。长达数百年的封建等级制度塑造了日本人极强的秩序感、忠诚观念和各安其分的行为准则。对上级（领主、天皇）的绝对忠诚，为“刀”的忠勇和牺牲精神奠定了基础。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被迫开国后，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迫使其在保留大量封建内核（如天皇制、武士道精神）的同时，全盘吸收西方的科技与制度，导致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思想在内部激烈碰撞与并存。

从宗教哲学角度分析，“神道教”是“菊”与“洁”的源泉。作为本土宗教的神道教，万物有灵的自然崇尚，培养了日本人对自然之美的细腻感受，即“菊”所代表的恬静、优雅与和谐。禅宗传入后，与武士道相结合，强调“自律、克己”抑制个人感情，从容面对生死，为“刀”的冷酷，坚韧和牺牲提供了哲学基础。日本的“耻感”文化，被认为是日本文化的美德，即最大的痛苦是在世人面前丢脸。他们注重礼节和面子，愿意为了集体荣誉而牺牲个人。这也是“刀”精神的一种驱动力——战败或任务失败是巨大的耻辱，要用生命去洗刷。这种“菊与刀”的双重性，根植于日本的岛国环境、封建历史以及神道与武士道相结合的禅宗宗教哲学土壤中，并通过“耻感文化”得以强化。

从经济社会渊源的角度分析，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以及当今日本新上台首相的疯狂叫嚣与挑衅，也反映了日本在国内市场狭小、资源匮乏情况下其社会危机加剧，希望通过对外战争转嫁矛盾的需要。1931年关东军擅自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中国东北。此举虽未经政府批准，但事后却得到追认和国民的狂热支持。如今日本新首相干涉我国内政的言论，也得到日本选民的多数支持。因此，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是一个由深层次文化土壤提供养分，由有缺陷的政治制度搭建温床，由经济社会危机催生动力，并通过一系列关键事件而不断强化，最终走向失控的过程。

从历史、宗教和经济社会的角度分析日本的文化，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并遭受美国原子弹爆炸后的惨剧后，仍不认真反思战争，向中国人民认罪，反而企图复燃军国主义的行为了。

此次日本之行，与充满激情与热爱生活的团友们一起，在地理上与我国很近、心理上却相差很远的日本国度里，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很有收获。旅行让我们开阔视野、阅读让我们拓宽探索的空间、思考让我们的旅行升华。

2025年11月

---

注释

[注1]：日本的行政划分概括为：1都（东京都）1道（北海道）、2府（大阪府和京都府）和43县，下设市、町、村。我们此行覆盖的县市为：大阪府大阪市、堺市、京都府京都市、和歌山县和歌山市、奈良县奈良市、爱知县名古屋市、三重县伊势市、鸟羽市、兵库县姬路市、石川县金泽市、岐阜县高山市、滋贺市县大津市、山口县岩国市、广岛县广岛市、鸟取县鸟取市、鸟根县大田市、松江市、冈山县冈山市、仓敷市、福井县、龟山市、大野郡荻町。

[注2]：日本共有21个世界文化遗产。此行参观的世界文化遗产有：法隆寺、东大寺、唐招提寺、金阁寺、天龙寺、清水寺、姬路城、大阪城、二条城、名古屋城、纪伊山地的灵场与参拜道（伊势神宫、奥之院、金刚峰寺）、严岛神社、白舌鸟古坟群、石见银山矿、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白川乡合掌村。

[注3]：在经历了原始阶段的绳文时代（公元7000～250年）和弥生时代（公元前300～250年）后，日本进入了古代国家形成的阶段，在之后2000多年间，大致可分为几个重要阶段：一是古代国家形成阶段（公元250～1185年），包括了古坟时代（250～710年）、飞鸟时代（592～710年）、奈良时代（710～794年）与平安时代（794～1185年）；二是中世.武家社会（1185～1603年），包括镰仓时代（1185～1333年）、南北朝与室町（或足利）时代（1333～1578年）、战国时代（1467～1603年）；三是近世统一与锁国（1603～1868年），主要是江户时代（1603～1868年）；四是近代化与扩张（1868～1945年），包括明治时代（1868～1912年）和大正（1912～1926）与昭和前期（1926～1945年）；五是现代与当代（1945至今），包括了战后重建与高速增长的昭和时代后期（1945～1989年）、平成（1989～2019）与令和时代（2019至今）。

[注4]：奈良的8处世界文化遗产为：东大寺、兴福寺、春日大社、元兴寺、药师寺、唐招提寺、平城宫迹、春日山原始林。

[注5]：日本的五山文学时代（12世纪末～17世纪初）对应中国的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至元代。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密切，日本禅僧大量入宋、入元求学，带回儒家经典和文学思想，推动了日本汉文学的发展。日本的镰仓时代（1192～1333）禅宗盛行，五山禅宗主导汉诗文创作。中国南宋（1127～1279）和元代（1271～1368）是汉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理学兴盛，诗学思想活跃。日本五山禅宗入宋求法时，与朱熹门人、陆九渊心学传人等交往，带回理学思想与诗学理念。

[注6]：“五山十刹”制度，是中国南宋时期（1208～1224）由官方确立的寺院等级制度，代表禅宗与教宗寺院体系的最高级别，住持由官府任命，对日本佛教产生深远影响。该制度仿效印度五精舍（鹿苑、祇园）和十塔的构想，旨在规范江南寺院管理，提升禅宗地位。“五山”指最高级别的五座寺院，“十刹”为最高级别的十座寺院。

[注7]：“大政奉还”事件:1867年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在二条城内的二之丸御殿内，宣布将政权还给天皇。这标志着持续265年的江户幕府统治和平终结，并为“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二条城因此成为日本历史上重大转折的物理坐标。

[注8]：“式年迁宫”的制度，即每隔20年，会在一块相邻的、大小完全相同的空地上，依据古老的式样和传统技法，用全新的木材重建神殿。同时，神体、神器、神宝等也会被重新制作并迁移至新殿。

[注9]：日本人的参拜方式：“二礼二拍手一礼”（鞠躬两次、拍手两次、再鞠躬一次）

[注10]：日本的三大景是：广岛的严岛神社、仙岛的松岛和宫津的天桥立。

[注11]：三位海洋女神分别为：市杵岛姬命、田心姬命和和湍津姬命，是庇护航海安全的神明。

[注12]：尾张藩主：日本江户时代的制度用语，在当时拥有一万石以上的大名，源自中国古代汉语，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引用中国的制度为标准所制定的体制。

[注13]：石见银山的“灰吹法”：是从朝鲜引进的精炼技术，用熔点高的煤炭而非熔点低的木炭精炼银，能够高效的从银铅合金中分离出高纯度的白银。这项技术的应用，是石见银山产量激增的关键因素。“永久坑”：与同时期的美洲殖民地常见的露天开矿不同，石见银山主要采用地下坑道开采，其坑道系统规模宏大，保存完好。

[注14]：日本文化的“菊与刀”源自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于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著作。这一概念旨在通过象征性的意象，揭示日本文化中看似矛盾的双重性。

参考资料

书籍：《简读日本史》张宏杰著、《日本史》美 约翰惠特尼霍尔著、《日本文化史》家永三郎著

其他：深度探索、百度等